翟裕生院士：裕慰苍生，地矿赤子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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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4届全国矿床会议上，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翟裕生

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授奖对象是长期从事矿床学领域相关工作的老院士、老专家，包括在矿床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原创性成果，对推动矿床学学科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矿床地质工作者；在地质找矿和矿产勘查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矿床地质工作者；对矿床学学术交流与科学普及作出杰出贡献的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会员。

少年立志，裕慰苍生

翟裕生，1930年出生在河北省文安县农家。身为私塾老师教授国学的父亲为他取名为“裕生”,希望他不再受贫穷熬煎,能在宽裕一些的环境里生活,为国为民多做些好事。

正直勤恳的父亲，贤淑善良的母亲，团结友爱的手足，翟裕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自己虽清苦但快乐的童年。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瞬间击碎了翟裕生安稳的生活，日寇大举进犯，抗战全面爆发，社会剧烈动荡。

翟裕生一家和京、津、冀的许多老百姓一样，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到天津投亲靠友，开始了流亡生活。尽管度日艰难，但父母仍坚持让翟裕生继续学业，即使是在因为家境困难辍学期间，父亲也坚持自己教翟裕生读书，并想方设法让翟裕生修完小学学业。翟裕生小小年纪便深感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十分用功。

13岁那年，翟裕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北省立天津中学，从此开始了五年的中学生活。高中时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为翟裕生起字为“慰苍”，意在与他的名字相结，勉励他树立“裕慰苍生”的志向。裴先生告诉翟裕生说，要以天下为公，关心天下苍生为己任，好好地为老百姓做事，让老百姓富裕、安康。

裴先生的博大胸怀使翟裕生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次升华，对他的人生目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毕业即将离校之际，同学之间题词留念，翟裕生写的是“永葆赤子之心”，以表达自己的心志。

高中时期，翟裕生接触思想先进的同学，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对国民党的腐败更加不满，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他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1948年4、5月份，学校有5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逮捕。长期担任班长、思想一直追求进步的翟裕生上了第二批准备抓捕的“黑名单”。幸运的是，在正直、进步的教务主任杨学涵老师的帮助下，翟裕生与其他几个成绩也很优异的高中二年级同学提前报考大学，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次抉择不仅使翟裕生成功脱险，更成为他一生地质科研和地质教育事业的开端。

北大岁月，地质启蒙

国民党时期的地质工作，因动荡而孱弱，但所幸的是地质教育却并不落后，多位中国地质科学家在国际地学界有着一席之地。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资力量尤强，囊括许多知名地质学家，治学传统优良，可谓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

生长在河北平原地区的翟裕生没有见过大山，认为大山大河充满了神秘感，所以考大学时他选择了要跟大山打交道的地质专业。初入北大的翟裕生进入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精彩世界。

从一年级普通地质学课程开始，翟裕生和他的同学们就开始跟随着这样一批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地质学家学习。在北大，他学了矿物学、岩石学，学会用显微镜，看到晶体结构、看到特殊漂亮的标本，喜不自胜，对地质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像海绵一样迅速地吸收新知识。

1950年夏，翟裕生在马杏垣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填制地质生涯中的第一幅地质图1：5万密云县镇罗营幅。在填图过程中，他不慎摔断手臂，但还忍痛用水壶带吊起左臂坚持上山。到最后如果想要保住手，就只能开刀重新接骨。现在，翟裕生的左手腕上还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翟裕生还特别喜欢下矿山坑道，因为在那里能看到最新鲜的矿体、最新鲜的剖面，能够最直观地研究矿体和矿床。直到现在，一到有研究价值的坑道中，翟裕生就会超时服务，看起来没个够。

北大期间，除了地质学习，中学就一直积极上进的翟裕生进入北大后与地下党员同学和进步同学有了更多接触，他阅读进步书刊、向往解放区的革命风貌，参与迎接解放、保卫学校的工作。

四年大学时光倏忽而过。获得地质启蒙的翟裕生，也在这革命的熔炉中全面地成长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作为北大派出的纠察队员，翟裕生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此，他兴奋得几天难以入眠，更自豪了一辈子。他认为，19岁的那次经历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让他在心中树立了一个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终生的永久誓言。

身负重担，探索创新

1952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各类人才。就在这一年，怀揣一颗报国之心的翟裕生走出了北大的校门，迈进了另一所高校的大门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的一名助教，从此，他与地质教育和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

北京地质学院建立当年，在全国招收了1200名新生，相当于他们当年100倍的学生规模，让年轻的翟裕生看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希望。

1957年北京地质学院工作证

在北京地院初创的年代，一切都万分艰难，学校经历了坎坷的办学历程。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突然交恶。受此影响，原定由苏联专家讲授的矿田构造学没有了教师。这是一门重要的新课程，学校不愿放弃，然而，问题是矿田构造的内容在中国地质研究中尚无人涉足。刚刚成为副教授的翟裕生接过了这个重担。

接受任务后，翟裕生深入到东北、华南一批老矿山研究构造控矿作用，搜集典型实例。当时矿坑内工作条件很差，经常是一个人爬行在低矮、阴暗、潮湿的坑道中观测构造现象，有时还冒着滚石和塌方的危险。一次，他只顾观察现象，没注意正站在溜矿口下，几乎就在他抬脚走开的瞬间，无数巨大的矿石倾泻而下，幸而上天给了他珍贵的数秒，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艰苦工作，翟裕生终于搜集到比较真实生动的第一性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又系统参照对比前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写出了讲稿，并于1961年对高年级学生开出了“矿田构造”课。

后来，翟裕生又深入研究了华南等地的矿田构造，撰写了《矿田构造学概论》，主编了相关教材，并发表了几十篇矿田构造方面的文章，有的还被日本学者翻译引入了日本地质学界。

授课中，翟裕生发现苏联和欧美的矿田构造研究主要侧重于构造对矿体形态、产状的控制，在机理和动力方面考虑得比较少，但据他多年观测研究的体会，构造不是孤立地起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的，因此，1979年他又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后来，这一新的论点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被黄汲清称为矿田构造研究的方向。

十年动乱，脚步不止

“十年动乱”时期，国外矿床学研究日新月异，但是国内社会的动荡令科学研究止步不前。作为系领导的翟裕生也受到了冲击与批判，被分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但是为了科学的真谛，翟裕生和李文达、陈毓川等同志顶着压力，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在1972—1976年间较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

由翟裕生牵头，由北京（武汉）地质学院的矿床、岩石、矿物、构造、数学地质等学科的老师们组成多学科集体，以宁芜盆地中段为主，与当地矿山和地质队密切合作，深入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矿特征，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

这个在70年代中期的创新成果，对以后我国的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整个项目研究成果——《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宁芜玢岩铁矿》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此次实践，使翟裕生积累了研究成矿系列的初步经验，也在学术思想上认识到运用系统综合方法研究矿床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拨乱反正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在翟裕生的心中涌动的依然是不灭的“永葆赤子之心”的历史责任感。

翟裕生长期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南岭、华北陆块等地的成矿环境与矿床特征，所提出的观点和预测在山东夏甸金矿深部找矿、江西冷水坑银多金属矿外围找矿工作中已得到成功验证。

翟裕生以区域成矿系统的时—空结构为主线，阐述了多个成矿区（带）的成矿规律，初步概括了中国区域成矿的若干特征，提出中国大陆成矿为“复合—活动大陆成矿体系”观点，与同行合作发表了《中国区域成矿若干问题探讨》，主笔出版了我国首部《区域成矿学》专著。

以华北地块为基地，翟裕生主持研究古大陆边缘的构造成矿过程，建立了古陆边缘金属巨量富集模式，发表了《古陆边缘成矿系统》专著。他主编的《区域成矿研究法》在理论和方法上指导了我国的区域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也为丰富和发展区域成矿学这一综合性学科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翟裕生也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平易近人，谦以为师

翟裕生一辈子都把自己的本职定位为教员，他的学术成长经历，始终与三尺讲台相伴。几十年里，他培养了7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向数以万计的学子系统地传授过专业知识。如今，他仍在这个岗位上乐此不疲地工作着。

翟裕生注重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基本研究能力，把学习过程作为打好研究基础的过程，同学们反映他的教材“既新又实”，既反映了学科知识的涵盖面，又突出了学科研究中的探索性，使教学与科研形成一种知识系统并逐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