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东北平原腹地松辽平原的长春，人口超过700万，是东北地区第二大都市。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春还曾经一度成为媲美日本东京的“亚洲第一大都市”。由于长春年平均气温4.8摄氏度，所以又被誉为“北国春城”。当然，在众多别称中，长春最知名的称号还是“汽车城”，这就要从长春一汽当年的故事讲起了。
一、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建国之初，毛泽东发表过一段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充分反映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发展重工业的迫切愿望。于是，在1950年2月6日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他对陪同参观的周恩来和王稼祥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毛泽东的话很快就成为在中国建设第一座汽车厂的行动，成为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需要说明的是，156项工程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苏、1952年周恩来访苏和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分三批确定的。但第一汽车制造厂被当作重中之重，列进了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签订的第一批50个项目中。
关于建厂的规模和水平，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的共识是：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的汽车厂就该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是什么样技术和管理水平，中国就要达到什么水平。
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重工业部就成立了汽车筹备组。地点在北京灯市口西口原工程师学会，任务一是调查汽车工业的状况，作为制定计划的基础；二是集结和培养技术骨干。
当年12月2日，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向中方交代苏联援建目标为一座年产3万辆吉斯150型货车的汽车厂，苏联负责工程设计及成套设备交付、安装、调试、开工及人员培训。
1951年1月18日，陈云主持会议，听取重工业部关于建设汽车厂的工作汇报，会议基本统一了将厂址选在长春的意向。
关于厂址选择，起初曾考虑建在首都附近，而且对北京西郊衙门口一带作过考察。后来又有过建在西安、太原、石家庄等地的动议。至于为什么最后确定在长春，陈云于1951年4月4日在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做了阐释。他说：该厂的设计能力是年产3万辆，需要2.4万千瓦电力，而西安只有9千千瓦，光修电站就要几年时间。需要20几万吨钢铁，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产量在五六年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需要木材2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此外，还有运输问题，汽车厂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的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设在东北，而且以长春至四平之间为宜。
据曾经参与选址、后来担任一汽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吴式铎回忆：“1月18日会议后，胡亮等三人前往东北，对四平、公主岭、长春三个城市的人口、规划、供电能力、交通条件、地震记录等情况都做了调查，有了在长春建厂的倾向”。
1951年2月10日，筹备组副主任孟少农陪全苏汽车拖拉机设计院主任设计师沃罗涅斯基来到长春，在孟家屯车站铁路两侧考察。吴式铎在回忆录中写道：“孟少农认为铁路西侧有几十万平方米破损的楼房，道路、上下水、供电条件都好，还有发展年产7万辆的余地。”于是，在孟家屯建厂便成为向上级呈报的第一方案。
孟少农所说的这些破损楼房，是日本关东军100细菌部队旧址，在投降前为销赃灭迹破坏后的残骸。近日笔者前去探访，看到了作为省级文物而保留下来的少数建筑。
1951年3月19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行文，汽车厂在长春孟家屯车站西侧兴建。
二、毛主席为“一汽”题词
1953年5月，一机部党组向毛主席、党中央递交了三年建成汽车厂的报告，报告在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支持汽车厂三年建成出车。会后，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在签发的文件中，毛泽东指出：“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不论在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的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以及生产准备等方面，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
党中央对一个工厂建设进度专门进行讨论并由主席签发，这在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此举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汽车工业的高度重视，也使一汽建设理所当然的成为全国工业项目中的重中之重。
1953年6月下旬，汽车厂动工在即，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喜讯，并请毛主席为奠基题词。毛主席十分高兴，仿佛没加思索就写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字。寓意中国不但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第三……汽车厂，要建立起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
一汽档案馆的方若梅在所著的《毛主席为一汽奠基题词》中讲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1953年7月初，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派人将装有毛主席题词的密件送到汽车厂。因饶斌厂长不在，厂办就将这封中央办公厅密件交到郭力办公室。于是，时任郭力副厂长秘书的刘培善就成了汽车厂第一个见到奠基题词的人。他拆开一看，眼前一亮，竟是毛主席为汽车厂奠基的题词。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待郭力副厂长从工地赶回来，他立即将题词捧给郭力，他看见郭力接过题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喃喃地说：“来了，终于来了。”听得出，郭力心中是怎样期盼着这个题词。原来，在筹建汽车厂之初，人们比拟苏联的情况，曾将工厂称为“毛泽东汽车厂”。1952年4月，在筹建汽车厂时，又称“长春汽车厂”（代号652厂）。开工典礼前，厂领导曾向党中央建议，请毛泽东主席为汽车厂奠基题词。现在毛主席的题词来了，这是一件大事。郭力立即通知办公室，马上选最好的汉白玉，请最好的石工，镌刻毛主席的题词。于是，厂里派人到长春市大理石厂选购质地精良的石材，邀请了当时长春市技艺最好的石匠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位石匠姓迟，50多岁，旧社会的苦难经历和解放后当家作主人的幸福，使他把镌刻毛主席的题词引为莫大的光荣。
毛主席的题词写在一张八开的宣纸上，每个字有眼镜片那样大小。而奠基石碑长两米，宽一米。为了把字放大到合适尺寸，郭力多次与照像放大的同志一起商议。当石工开始镌刻后，饶斌厂长、郭力副厂长和其他领导一次次去镌刻现场，同石工交谈，提改进意见，直到题词圆满完成镌刻。
1953年7月15日一汽举行奠基典礼，
图为李岚清等6位青年党员抬着白玉基石
“一汽”奠基典礼大会
1953年7月15日，一汽举行奠基典礼，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吉林省及长春市党政军领导、群众团体代表、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代表苏洛维也夫和驻一汽的苏联总专家希格乔夫都出席了仪式。
大会宣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上万名建设者在红绸上签名，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表决心，庄严承诺“一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开辟道路，为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而努力！”接着，大会举行了奠基仪式。由李岚清、王恩魁、周同义、李柏林、贾志学等六名青年共产党员，抬着刻有毛主席题词的白玉基石进入会场，安置在中心广场（今车箱厂西侧），会场欢声雷动，林枫、黄敬、饶斌等领导与苏联专家一起挥动钢锹破土奠基。随后，来自祖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建设大军奔赴各自战斗岗位，奏响了一曲建设社会主义的颂歌。
三、解放解放
一汽的建设是一场倾举国之力实践毛泽东“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誓言的决战。因两国领导人有言在先，即一汽要与斯大林汽车厂同一个水平，所以一汽的建设与后来大庆会战“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全然不同。不仅要建设生产设施，还要配套100多栋办公楼、招待所、职工和家属住宅、文化宫、图书馆等生活福利设施。就连家属住宅里的暖气、煤气、上下水都要一步到位，工程十分浩大，确实是在长春市西南方向建起了一座新城。为此，建设期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都派来了优秀的技术人员，150多家企业为一汽夜以继日地加工设备。为保证三年建成汽车厂，中央决定土建工程由建工部直接掌控，将战争年代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建筑五师和哈尔滨工业建筑公司调到一汽，承担重点工程。
建设期间，长春市委市政府提出“把道路修向一汽，把煤气通到一汽，把干部调到一汽，把房子腾给一汽”的口号，全力以赴支援六五二。此间，他们将1954年市政建设费用的95%；1955年市政建设费用的84%，都投到一汽，为工程配套公交线路及车辆、桥梁、商业网点、邮政、上下水道、煤气管道等设施。
在工程最紧张阶段，长春市上起市委书记，下至少先队员，共有8万多人次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成为一支哪里需要就打到哪儿的预备队。
在数以万计建设者、包括苏联专家的共同努力下，1956年7月13日，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第一台“解放”牌载重汽车驶出生产线，较中央三年建成汽车厂的指示提前两天。
“解放”下线，图为向省市委报捷车队的12位司机合影，左三为“老司机”马国范
第一台解放牌汽车
四、东风压倒西风
“解放”汽车投产后，生产轿车马上就成为一汽的目标。
样车设计在1957年11月开始。在简陋的条件下，人们能选择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仿造。但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技术人员，工人们从来就没有见过小轿车，对他们来说，即便是仿造，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车身底盘参考法国希姆卡维迪蒂(simca vedetee)车型，发动机参考奔驰190。变速器为三档，自行设计。
没有零件，工程师就到本溪钢铁厂的进口的废钢中，找到汽车相关零件进行测绘。由于当时没有场地。他们就在卡车总装配车间用玻璃隔出一块空间；设计处4个昼夜绘出了样车图纸；铸工车间7天浇出了全部铸件；发动机、变速箱3天3夜造了出来。造车身没有模具，硬是靠钣金工们一锤锤地敲打成形……各工种基本上都在几天之内把设计和制造任务完成。
正在紧张设计生产的过程中的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到一汽参观视察，看到工人生产解放牌汽车的冲天干劲时，对陪同的当时一汽厂长饶斌说：“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能制造汽车很高兴”，并再一次和蔼可亲地问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
毛主席视察一汽
一汽工人师傅干劲热火朝天的场景
1958年5月5日，中国第一辆自己制造的轿车终于在一汽人手中诞生了，从而揭开了我国民族轿车工业的历史篇章。发动机为4缸顶置气门，最大功率52千瓦，百公里耗油10升，最高设计时速128公里/小时。
一汽厂长饶斌一锤定了音：“就叫东风牌吧！东风压倒西风嘛！” 取名“东风”，是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对世界形势有个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
生产编号为CA-71,CA为生产厂家一汽的代码，7为轿车的编码，1就表示第一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向会议献礼，一汽在5月12日5时30分，将第一辆“东风”开出了车间，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
1958年5月14日样车送到北京，正直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最初用的是拼音字母“DONG FENG”，送给首长审批，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看后说，“不行！像外国车的名字，应该用汉字的‘东风’”。最后由当时担任一汽计划处科长的李岚清同志到人民日报社找到了毛泽东的诗词“东风压倒西风”中“东风”这两个字的影印样，并在一个修配厂连夜换上了“东风”这两个字。车尾为毛泽东所书写的“东风”。
车标仍为“dong feng”拼音时的照片
东风车标
1958年5月21日下午两点钟，毛主席来到了中南海的后草坪，他饶有兴致地围着这辆小巧精致的小汽车转了两圈。一汽前去的人，都紧张地看着他老人家的反应，最后，他拉着人大常委会林伯渠副委员长的手坐了上去，小汽车围着草坪转了两圈，他下车笑着说：“好啊，坐了咱们自己的轿车了！”
第二天，工作人员把车子开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非常满意，让工作人员把带来的照片和资料，给会议主席团成员每人的桌子上放一套。5月21日下午开会前，毛主席来看车了。毛主席在林伯渠秘书长陪同下坐进轿车，经警卫人员允许，围着花园跑了两圈后，在原地停下。下车后，毛主席高兴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
第三天周总理也来看了，并看的很仔细，亲自打开了发动机盖，认真观察了发动机。他说这是抄奔驰的，抄是允许的，外国人也互相抄，但应抄的巧妙，关键是技术抄，非关键件就可以改，使人看不出来。
朱德也坐车绕花园一圈。
四位伟人都对中国的自主轿车很感兴趣，给予了殷切希望。
五、“红旗”精神
早在“东风”尚未进京时，一汽就已酝酿开发高级轿车，而且在1958年8月1日生产出“红旗”样车。从这时起，中央明确了轿车布局，即由上海生产普通轿车，一汽只生产“红旗”，供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事使用。
据时任一汽工具分厂突击队副队长，团支部书记陈光祖老人回顾，由于“前方”制造解放牌汽车的底盘和发动机工厂设备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进行改动，制造红旗的任务就交给了当时一汽“后方”的机修分厂和工具分厂。“当时车间满地摆的都是克莱斯勒的薄板，总工长让大家去领零件，我从那里抱了一个‘大东西’。他说‘这个给你’，我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他也不知道，只说反正是个焊工活儿。那时，我们车间有个上海的八级焊工，我就抱了回去。把它拆开，是个涡轴。”
陈光祖
他口中的这个涡轮在被“临摹”出来以后，才知道是车体自动变速箱的电钮器。这个“涡轴”采用不锈钢材质，进行了精确的等分焊接。陈光祖介绍这个技术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难度是相当大的：“一个一个弧形的焊接件，做好等分距，再焊接起来。把油口封好，充进油。”当时的一汽总工也提醒过他：“弄不好，如果里面焊不好，断了，整个传动轴就散了，那样整辆汽车就给打散了。那就出洋相了。”但陈光祖也不害怕。
最早的红旗汽车
1958年8月1日，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诞生。设计人员力求体现出民族特色，水箱格栅采用折扇形，两边附有带梅花窗格式的转向灯装饰板;保险杠防撞锥为云头形;轮罩外圈采用了云纹图形，尾灯继承宫灯造型。发动机舱盖上的车标为象征“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重叠的红旗。
陈光祖谈到对红旗的感情，仍激动不已的感慨：“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我们真的仿出来了！它是中国轿车的标致，在我们这辈人的里面，它不仅是一部轿车，一部国家领导人的阅兵座驾，更是一种红旗精神，一种感动！”
2016年杭州G20峰会，红旗为指定政要礼宾车
从无到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它的建成投产，揭开了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崭新一页。中国自主制造的汽车问世，改变了中国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落后面貌，成为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主力军。六十多年来，长春一汽为国家生产了大批汽车，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企业集团之一。
部分资料来源于徐振泽的博客，矿冶园致以诚挚的感谢！
采编/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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