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次经历社会的大变革、矿区多次破产停工、夹缝中也获得难能可贵的发展和壮大，大通煤矿，在艰难前行中诉说着自己的传奇故事。

夹缝求生 艰难前行

       清末民初，中国正处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同中国其他民族工业一样，大通煤矿公司也在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激烈竞争的夹缝中生存，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强烈摩擦的市场上苦斗，曾数次陷入停工和破产的边缘。

       1911年林文瑞成立了安徽怀远县大通煤矿有限公司，公司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人员日益壮大、经营方式逐步优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大通煤矿创始人之一：段书云

       同年11月，淮上军在寿县一带起义，造成淮南地区局势一度混乱，大通当地土豪劣绅乘机挤压、骚扰林文瑞与田贯武等“外来户”。因不堪忍受黑恶势力，田贯武带领山东籍400多名工人返乡，临行时一把火烧了井架和设备，大通矿不得已而停产。

       1912年，林文瑞等人又到大通矿恢复生产，雇工400多人，年产煤炭达14000余吨。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通地区人心惶惶，矿区的正常生产都得不到保障，产量日益萎缩，最后被迫停产。直到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局势稍缓，大通矿重新恢复生产。

大通煤矿早期文稿

       好景不长，由于山东中兴煤矿垄断蚌埠煤炭市场，大通矿失去唯一的销售市场。再加上生产成本过高、技术人员流失、地方势力干扰等原因，大通煤矿产量一直上不去，处于亏损状态。1914年，大通矿不得不再次关闭。

       1915年，林文瑞（已于1914年病故）胞弟林庚臣再次来大通矿组织复工。公司领取北京政府农商部采矿执照，重新定名为“商办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商办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营业概算书，形成了淮南地区第一个完备的煤矿股份制公司。

       为筹措资金，林庚臣借推销煤炭之便，在江南一带广为游说，吸引了包括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纺织业巨子荣德生（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在内的众多投资者前来入股，共招募股东25家、额定资金100万元、招得第一期股金10.8万元。总公司设在上海英租界，在蚌埠设立总批发所及转运处。由于采取西法开采方式，前期工程建设和设备采购资金支付过大，不仅第一期招募的股金全部用完，而且还透支2.56万元，大通煤矿公司至1918年再次陷入困境。

中兴合办 绝处逢生

       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位于微山湖畔的中兴煤矿（今山东枣庄煤矿前身)，创办于1878年，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资本煤矿，与当时的开滦、抚顺后来齐名为中国三大煤矿。时为中兴煤矿总办的戴理庵，祖居寿县东乡人，虽客居它乡谋事多年，但对家乡仍念念不忘。听说大通矿陷于困境，戴理庵不免动了恻隐之心，萌生并传递了合作办矿的意图。

1870年代的山东中兴煤矿

       处于内外交困的大通矿，众多投资者考虑到中兴煤矿的产量规模和销售市场以及今后大通矿的发展前景等，经再三斟酌，决定邀集实力雄厚的中兴煤矿前来投资合办。

       双方经反复磋商后，于1920年9月6日签订《合办舜耕山煤矿合同》，合办宗旨在于“发现深厚煤层，以谋将来之发展”，其基本条件是：大通以矿作股，中兴投资30万元，合办后仍以大通煤矿公司牌号对外。经中兴煤矿总办戴理庵提名，聘请夏履平担任经理，总揽一切经营大权；董玉山为矿师，负责煤炭生产；张子彦为副经理，负责内部管理。由此，中兴煤矿全面接管大通煤矿的生产经营。

       为了尽快恢复大通矿的正常生产，中兴煤矿总办戴理庵亲自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到大通矿实地勘查研究，认为“大通矿蕴丰富，有利条件亦多，亦需多下本钱，才能得到发展”。

大通1号矿井

       在双方磋商之下，决定以土法与洋法并用，利用中兴煤矿所废机器重新整修，运到大通矿安装使用，从此淮南地区煤炭开采进入使用机器阶段。同时，对大通矿组织人事机构进行大幅度调整，几乎所有主要部门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均有中兴煤矿来人担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磨合，大通矿的生产经营逐步走上正轨，煤炭产量不断增加，销售业务不断拓展，股东年终分红时每元红利高达5元。

汲取经验 重获新生

       然而，大通煤矿在和中兴煤矿磨合的过程中，由于投资回报心切，大通矿股东尤其是中兴煤矿管理者违背了煤矿生产规律，产生了好大喜功、盲目冒进的思维方式，为红火一时的煤矿埋下了隐患。

       在工程建设上，中兴煤矿投资5万元开挖新井，先后挖掘20个浅部小煤窑，见煤不多，且煤质低劣。在采煤方式上，盲目套用中兴煤矿既有模式，用采平槽煤方法采大通矿立槽煤，导致开采方式失败。在人事管理上，采用简单粗暴方法，动辄殴打、随意解雇工人，激起广大矿工的愤慨。

       1922年，中兴煤矿在投入20万元以后，仍未得到预想的投资回报和巨额利润，要求大通矿以现金回购、赔偿损失。大通矿则指责中兴煤矿乱派人员、盲目打井。双方诉诸法院，尽管大通矿败诉，但中兴煤矿却处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生产经营陷于停顿状态。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深刻汲取“和则两利双赢、斗则两败俱伤”经验教训基础上，大通矿各方股东经人说和，议定由原任经理夏履平、副经理张子彦出面，邀集50万元股本组成“承办大通煤矿上海保纪矿务实业有限公司”，以向总公司租赁的形式承办大通矿，承办期间每销售1吨煤抽洋5角5分，中兴与大通各担其半，以抵中兴公司投资和租用大通矿权。

上海保纪矿务实业有限公司股券

       1923年4月1日，保纪公司成立董事会，韩芸根任董事长，夏履平任经理，朱用和、伍渭英、林庚臣等9人为董事，另设监察3人。1923年5月10日，大通煤矿正式移交给保纪公司。1927年，保纪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在蚌埠设立分公司。保纪公司的成立，实际上是由中兴公司取而代之。

       苍天不负有心人，承办诸股东苦心孤诣，乘军阀混战不休、北煤南销的困难之机，占大通地区最大煤矿地利之便，在保纪公司经营的6年多时间里，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规模也在逐步扩大，运输渠道逐步开通，销售网点逐步开拓。保纪公司承办大通矿共投入50万元。除每吨煤抽洋5角5分以抵中兴公司投资和租用大通矿权外，获取纯益约85万元之多，是其投资的1.6倍。

运输煤炭的小火轮

       据现有官方档案和有关历史资料记载，保纪公司基本上是按照近代煤矿方式进行煤炭开采和经营管理。其特征有四点：一是初步建立法人结构，二是生产技术有所改进，三是煤炭销售初显规模，四是组织管理走上正轨。

       保记公司的股东大多数是原来大通煤矿有限公司的股东，这部分股东们看到公司业绩蒸蒸日上，便联合起来与保记争夺经营权。经过协商，达成一致，于1929年共同创立了华商大通煤矿有限公司。

命途多舛 归于历史

       命途多舛，仿佛是大通煤矿的宿命。到了1937年，正当大通矿业务发展得风风火火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次年六月，大通矿区被日军占领。

       随后，日本军队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史料记载，从1938年至1945年期间，大通矿区共有约17000人被杀害，仅42年秋到43年春，短短几个月内，便有约13000位同胞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一时间尸横遍野，白骨累累。

万人坑

       日本侵略者不仅杀人，还对大通矿进行了野蛮的掠夺式开采，给大通矿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额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日军统治期间，共掠夺煤炭400余万吨，但因为破坏性开采造成的煤炭资源浪费却高达800余万吨。

       抗战胜利后，大通煤矿，连同现在的淮南铁路，日本人所建的田家庵电厂等被宋子文控制的建设银公司，一并接收，共同组建为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煤矿矿工

解放前的大通煤矿

       1949年元月，解放军入进驻淮南大通矿区。淮南铁路、田家庵电厂才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解放后，大通矿曾盛极一时，在1971年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出了“学大庆，赶大通”的号召，大通矿在全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大通矿也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包括34岁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永良同志。

       大通矿全矿于1911年开矿，于1978年正式报废，开矿67年。

       现在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是承载了数代人的记忆，不仅无法磨灭，反而会日久弥新，给人以启迪，给人以警醒。